存放架品牌廠家了解到，當我們問什么是中國傳統文化時，大多數人會不加思索地回答道：儒家思想。

這是由于有漢武帝接受衛綰、田蚡、董仲舒等人的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又有自南宋末至清末約六百余年間，作為官方思想的“理學”，是以批判佛老異端、繼承儒家道統為旗幟的；以及作為儒家思想文化的代表著作“五經”、以至“十三經”，也一直被歷代封建統治者奉為中華文化的基本典籍，儒家思想獲得了中國文化的正統地位，被視作中華文化的代表。

然而，在中華傳統文化的發展過程中，還存在著除儒家思想體系以外的其它許多學派思想體系，如道家、法家、名家、陰陽家、墨家，以及后來傳入的印度佛教等。這些學派在中華傳統文化的發展中都起著作用，儒家并未獨占中華傳統文化的全部陣地，中華傳統文化并非單一的儒家文化。

即使是儒家思想本身，在其發展進程中，自戰國時期起，也早已失去了它的原始單純性，而不斷地融入了其它學派的不同思想成分。漢代獨尊的所謂儒術，其實已經是嚴重地陰陽五行化了的儒家思想；魏晉時期的儒家則滲入了大量的老莊道家思想；隋唐儒家思想受到佛教理論的嚴重挑戰和影響；宋明理學則更是在排斥佛老的同時，大量吸收佛老理論以補充儒學的一種思想體系。可見，當我們說到所謂儒家文化傳統時，必須充分注意它所包含的復雜內涵。

因而，我們對中華傳統文化進行深入考察時，絕不可忽視在中華文化發展過程中或多或少起過作用的各種思想、學派之間的對立和滲透，排斥和融合。這是一個很大的課題，可以包括一整部中國哲學史、思想史或文化史。在這篇短文中，僅準備就在中華傳統文化發展過程中起主要作用的儒釋道三家之間的矛盾斗爭和相互融合，作一些簡單的介紹，并就此談一些想法。

我們先從儒道兩家的沖突和融合談起。

儒道兩家前后都形成于春秋末期。但在春秋末至戰國初，則是儒墨兩家的對立最為尖銳，在社會上的影響也最大，被稱之為當時的兩大“顯學”。道家學派發展至戰國中期莊子等人時，始蔚為大觀，從而成為先秦時期與儒墨鼎足而立的三大學派之一。

戰國中后期，在文化思想方面出現了一個諸子百家競相爭鳴的繁榮局面。這時，一方面是各學派內部的大分化，如《韓非子·顯學篇》中說的：“孔墨之后，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莊子·天下篇》談到當時的道家，也有“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莊周”三家之別。

此外，法家有齊法家和三晉法家之分，名家有惠施合同異和公孫龍離堅白之爭等等。然而與此同時，也形成了一股各學派（主要是儒道法三家）相互滲透、融合的發展趨勢。在今傳《管子》一書中，我們可以找到戰國中后期各學派相互融合的各類代表作。其中既有以儒為主，儒道、儒法融合的作品；也有以道為主，道儒、道法融合的作品；以及以法為主，法儒、法道融合的作品。

在荀子的思想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以儒為主，融合法、道，兼采名、墨的傾向。在韓非的思想中，以法為主，融合道家的特點也是明顯的。他的《解老》、《喻老》對老子道家思想有重要的發展。而形成于戰國中后期的易傳《系辭》，則明顯地是儒、道、陰陽思想融合的產物。

在不同學派的相互對立斗爭中，必然會導致相互之間的滲透和融合，這是不以任何學派或個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只是其中有自覺或不自覺，高明或拙劣的分別而已。

西漢著名史學家司馬遷之父司馬談，在論述先秦六家之要旨時，援引了《周易·系辭》中“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途”的觀點，詳細地分析了各家思想的優缺點，然后從道家的立場出發，認為道家乃博采眾家之長而融會貫通之的最完善的學派。

他說：“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采，事少而功多。”（《史記·自序》）

司馬談的分析論述，符合西漢初期盛行的黃老之學的真實情況，即以道家無為而治思想為主體，博采陰陽儒墨名法之長。

兩漢自漢武帝起，雖說推行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方針，以期收以思想上“一統”之效。其實，終兩漢之期，道家思想始終與儒家并存，在社會上有著廣泛的影響。而陰陽五行學說，則深深地滲透了儒道兩家思想的血脈之中。

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和班固奉旨編定的《白虎通義》是兩漢正統儒家思想的范本，然兩者都是以陰陽五行學說作為儒家政治、倫理理論的形上學根據的。從《文子》、《淮南子》到嚴君平《道德指歸》、河上公《老子章句》，這些兩漢的道家代表著述中，也都大量引入了陰陽五行學說。

兩漢之際的揚雄，融攝儒道而作《太玄》，東漢的王充作《論衡》則聲言“雖違儒家之說”，然“合黃老之義也。”（《論衡·自然篇》）。被稱為“經學”時代的兩漢，在文化思想領域中照樣呈現現出繽紛的色彩和沖突、融合的復雜局面。

魏晉時期的玄學，標志著儒道思想在沖突中的進一步滲透和融合。王弼所謂圣人體無，故言必及有，老莊未免于有，故恒致歸于無，已熔儒道有無之說于一爐。至于郭象，在《莊子注》中高唱“內圣外王”之道，所謂“圣人雖在廟常之上，然其心無異于山林之中”（《逍遙游注》），則真可謂將儒道兩家主要思想，融會到了無法再分你我的極高明之地。因此，王弼、郭象的玄學體系，在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史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它對以后的宋明理學，有著極深的影響。

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后，至東晉南北朝時開始在社會上，特別在思想文化方面，發生了廣泛的影響。在姚秦的首都長安（今西安），以鳩摩羅什為首的譯經場，形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翻譯佛教經典的高潮。其時南北高僧居士輩出，終于使佛教成為足以與儒道相鼎立的一種理論勢力，且透露出壓倒儒道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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